《寻路中国》：希望接下来不要再错过

　　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人穿衣化妆的窍门？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个时代的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政治事件和强力领袖，而是走向城市的农民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

　　大概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熟视无睹，抑或是自顾不暇根本懒于深究，身处这个急速前进的时代中的大多数人，像熟悉了亲人的鼾声一样，坦然接受了城镇的巨变与喧嚣、工厂的繁荣和衰败，没有（来得及）向事情的缘起发问，也错过了最好的记录时机。

　　所以我想我们要感谢何伟（Peter Hessler）。这个“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美国作者，开着租来的City Special和Santana汽车，以可口可乐、奥利奥和佳得乐充饥，露宿荒野之间、星空之下，或者甘于忍受公安和爱国村民的骚扰而常年居住在城郊小村，用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方式亲近这片土地，帮助我们追踪经济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一］

　　

　　《寻路中国》的中文版封面是一个兵马俑模样的交警塑像。多年前，人们曾经试图用稻草人吓跑小鸟的方式管理交通。这种呈敬礼姿势的交警塑像，现在还偶尔能在一些国道上见到。封面这个塑像应该是在包头，背景天空湛蓝，绿野无垠，柏油马路精致得像是刚毕业的建筑系学生画的效果图，一切干净漂亮，毫无 PS痕迹。
有趣的是，英文原版的封面上，同样的交警塑像，背景却是一片枯黄的平原。那样荒凉的公路上，眼前陡然出现一具扎着白腰带的鲜艳塑像，颇有几分说不出什么意味的诡异。
是要有怎样的爱国情操，操（这是回音），才能做出这样无聊和无稽的事来？

　　《寻路中国》其实是何伟所撰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江城》和《甲骨文》）据称由于作者不愿删改，至今未在大陆出版。与对封面的高度敏感形成吊诡反差的是，《寻》书内文对共产党基层政权组织、学校政治教育现状等均有毫不避讳的描述，几次重大政治或宗教风波也指名点到，有司却一一慷慨放过。

　　《寻》书封底可以作为序言来读。简洁，明白，并有着扑面而来的诚恳。

　　　　　　　　　　　［二］

　　沿着长城一路向西，何伟记录了最后的村庄。

　　村庄里的许多人已经看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但却无法在时常变动的政策和环境下从容辨明方向。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在那些因禾苗、灌溉水管和老年人的浅蓝色棉布衣服而有着“质朴而简单的美感”的贫瘠之地，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除此再无其他选择。
　　他越开车往前走，就越不明白那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二十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个地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我也是。

　　　　　　　　　　　［三］

　　从田野调查和写作姿态上而言，《寻》书无限贴近地面。而对于所掌握的大量事实材料，何伟作出的解读很克制，但很可读。

　　对于中国的快速变化。他不反对进步，明白我们为何如此急切渴望摆脱贫困。他对我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崇敬。但他认为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必须付出代价。西媒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甚至也会根据农村的一些抗议行为，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宗教问题。“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他认为已经发生了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不一样的是，当美国新兴城镇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而在中国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只有商业，没有社会组织。
其实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成立工会成为当地政府的政治任务，多数企业工会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实现民选和民免，在劳资纠纷中往往扮演配角，沦为工具。

　　他觉得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希望释放人的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但，仅凭个体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麻木了人们的创造能力。中国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
　　在今天，类似深圳这样早前吸引大量劳动力的城市，已经面临用工困难。这与十九世纪美国人力资源状况差相仿佛。是否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短缺的诱因、对效率的需求，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危机契机并存。

　　　　　　　　　　　［四］

　　他与人们的互动方式应该是坦诚和令人愉悦的（他本人也明显颇为享受与打工者、村民们的友谊），这让他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他的观察建立在这种信任之上，经由敏锐精准的笔法，读来特别痛快。

　　他写三岔那个老太太抱怨孩子们很少回村里看她的样子：“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他写马玉发一成不变，简陋而缓慢的日子。

　　他总结人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与今天比较，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

　　他有着天然的同情心：
　　他写因八字而被迫更名的魏嘉，以自己的倔强成功延续了姓名使用权。而另一个长期生病的小女孩，“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则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他写魏子淇的哥哥，一个傻子，“每当傻子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
在与拙劣的脱衣舞马戏团相处几天后，他“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他很喜欢引用中国交通法规考试里的那些冷笑话一样的试题。
　　他的租车公司非常有趣。
　　他喜欢以嘲弄的姿态描写那些政府官员和执法者，这与他对工友、村民们的态度截然相反。

　　他不仅仅是旁观者。他还是重度参与者。他与魏子淇一家的感情，使他唯一一次在书中发怒（因为魏嘉的血源问题）。

　　　　　　　　　　　［五］

　　身为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得主，尽管何伟在《寻》书中已经非常克制自己对景致的描写，但还是不乏妙处。仅举一例（内蒙古大雪堵车）：
　　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六］

　　普鲁斯特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们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
　　我本来以为他说的只是我们的微妙情绪而已。但事实上，这句话对这本书同样成立。何伟帮助我们发现和记录了原本熟视无睹的东西。尽管我们就在这里，但却似乎离它们很远，至少比这个美国人远。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才像他说的一样，“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来晚了。
　　希望接下来不要再错过。

此文发于《高中生之友》 2013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