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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经常在早晚高峰期驾车的轻度路怒症患者，我的中指常常很累。那几个英文单词，也因此变得特别顺口。
除了因为自己的间歇性路盲和时常错过路口而对副驾上的人们恼羞成怒之外，我的焦躁乃至愤怒主要来自于路上那些投机取巧的流氓司机们。他们在右拐车道排着长队的时候从左侧直行车道硬塞进一个车头；他们在车流间蛇行，从不打灯，一会儿排成一个S字，一会儿排成一个B字。
与这个世界的其他不公平一样，“他们”抄了捷径，得了便宜，损害了大多数循规蹈矩者的利益却鲜见受到惩罚，甚至有时还反衬出后者的“呆”和“傻”来，当然难免引发愤恨以及雨后春笋般的中指。
在某几次带着老婆开着车，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插队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直撞上去的冲动。
住处楼下的潮州砂锅粥店，老板是个热爱大裤衩的中年胖子。每到夜间，排档内外粥香四溢，食客们流着口水都来。他早早就在路边拖一张折椅，叼着本地烟，慢慢泡功夫茶。偶尔起身，迎来送往，摆出笑脸大声招呼熟客。
前天夜里出门经过那里，见到他和几个人在店里吵架。一个大概是他老婆的女人突然拿着掸子扑过去，没头没脑地在他身上抽打。他也没示弱，就跟她推搡起来。
等我回来的时候，中年胖子已经重又坐在马路边的那个折椅上，沉沉地垂着头，脑袋几乎低到了裤裆里，一动不动像个蹩脚的雕塑。排档已经恢复了平静，小二们穿梭往来，端粥上菜，粥客们一如既往，埋头苦吃。只有他的周遭没有一个人。
世界如常流转。这个中年胖子，他就那么呆坐在路旁，不发一言，整个画面看上去无限伤心。
在收到靳老师的短信之前，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去不去暴走？”读完只有五个字的短信，我的心中啪的一声，像是折断了一根筷子。
这个夜晚有救了。
暴走深圳这件事，其实只是我和靳老师一周前无意间说起的愿望。我们的想法是找一个没有睡意的夜晚，像野鬼一样去这个城市里行走游荡，无所谓终点，也不在乎方向。然而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我们便已经站在了北大医院门前。这是三月三日，夜里十点三十分。
出于对深圳治安的不信任，我只在身上放了些钱，还有手电和地图。本打算揣上那柄从新疆带回来的英吉沙刀，想起胡家刀法已经生疏很久，只好作罢。靳老师则更加彻底，除了家门钥匙什么也没带，两手往衣兜里一插，就屁颠颠跟我上了路。
在深圳，我所喜爱的十个地方
一、益田路某段；
江苏大厦正门对面，益田路上的一段人行道。年初某个冬日骑爱车放工回家，慢腾腾行入道中，蓦地觉得耳边清静起来。这一段人行道约摸四百来米，笔直而不取巧，一眼便能望到尽头。因为少人行走，干净简单，清楚得很。两侧的行道树并不高大，但是工工整整，毫不含糊。道旁的树种不一，一边浓荫如盖，一边则有些黄叶间或落下，但是竟然也遮挡了一些益田路上的喧嚣。
每次走过这里，都会有意无意地缓缓骑行，放眼看那两行热闹里安详着的树，想象自己是走在一幅好的画里。
午后出了门，404拍马赶到。想了想，跳了上去。驶过荔枝公园，想了想，跳了下来。
自从离开红宝路的客厅，我就再也不曾踏进荔枝公园。多少个清新得仿佛刚切开一个柠檬的早晨，我和我自己，或者三两同事，总要穿过这个硕大的园子，才能抵达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都刚参加工作，住在一起。我们总是起得很早，衣冠楚楚地穿过园子门前的秧歌队，穿过宽大的木桥和流水，穿过蜿蜒的摩足道和石径，穿过太极拳和探戈，穿过茂密的荔枝林子，穿过看园老人咿咿呀呀的粤剧。
那些歌我唱不出来，可是我看得到。我的Zeiss镜头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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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徒步回家。正将至少去的荔枝公园南门，四下里忽地就有鲜红的灯笼纷纷亮起来。可巧身边带了机器，于是就有这些黄昏和夜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