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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同学有四年没见了。终于等到了宿舍老三的婚礼，早早就跟老七郭敦订了一样时间的机票，准备周末去天津狠狠打两宿牌。有时间的话，顺便参加老三的婚礼。
还是在八年前，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宿舍里突然开始疯狂玩一种叫做“五十K”的扑克游戏。三副牌，五个人；抓到黑桃Ａ的是一家，其他人是另一家，因此可能一人一家，或者三人一家，彼此并不知情；３＜４＜……＜Ａ＜２＜５-１０-Ｋ＜４张炸＜５张炸＜……＜１２张炸＜３张黑桃Ａ；目标是吃到尽可能多的５、１０和Ｋ，同时尽可能先出完牌。
……大概这么说，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游戏的乐趣。没错，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间里，其实我也常常忘记它当年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痴迷。在每个夜晚，拼两张破桌，垫几张旧报纸，一边抠脚，一边极其暴力地将牌砸在桌上，围观群众一起大叫，炸！炸！七个Ｊ！宿舍熄灯，私接电线，打；偷电被查，点上蜡烛，打；蜡烛不让点，到走道里，就着廊灯，继续打。
海那里轻轻地摇
山那里静静地老
这是两点零五分的厦大
这是我的两点零五分的厦大
晚安，厦大
晚安，厦大
晚安，淡呀淡的白城月光
晚安，近的远的渔火和懒洋洋的潮声
晚安，环岛路上的夜风穿过黑黢黢的谁的梦境
晚安，不会说话的湖里山
晚安，上弦场
晚安，球门，以及孤零零的旗杆
晚安，军训时候落在地里的那滴汗珠
晚安，单杠双杠和引体向上
1992年，我上初一。读者文摘里的中插广告总是德生牌收音机。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可以存五个频道的德生牌收音机。
1998年，我上高三。那时候住的地方，墙上还挂着一个只能收到县城电台的木质方头收音机。每天早晨我都在该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农村进行曲中醒来。
1998年，我上高三。夜里十点半不可能被允许看CCTV-5的体育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每天中午十二点十分的体育天地，是我知道体育消息的唯一来源。但那会儿正是吃饭的时候，而我的硕大的收音机只能放在房间里。于是我找了一盘磁带，每天中午吃饭前按下录音键，吃完饭回房间听一个小时，听完心满意足地去上学。那盘磁带不知道被我翻录过多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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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回家的车上，身后的女人们纷纷指着路旁大片大片的红，说那是什么花，说开得真好。
她们一定没有毕业过。或者，她们的毕业与南方无关，与小虎队郑智化张明敏优客李林无关，与凤凰花无关。这可真叫我同情。
我没有告诉她们，只是遥远地望着车窗外满目的红，听那一树沉默的歌唱，仿佛耐不住寂寞的孩子，如火如荼的凤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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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事情多了起来，痛感分身乏术之余，很有些不耐烦。但是抬头看看周遭，似乎每个人都逃不了满脸的不耐烦，没理由我一个例外，不免愈加沮丧。
夜里突然醒了，想起来眼前就是六一。尽管我已经不愿再懦弱而苍白地奢望还能如童年最初那样纯净，却倒是可以在忘记之前说说属于我们这一拨儿的回忆，以在不远的将来对我们的二世炫耀，顺便暂时忘记时间。
随想随说，这就开始，随时结束。
一、人与自然类
整个童年，就是一个勇敢尝试不同食物的过程。
从前清明的时候，总要跟家人一起去扫墓。我的先人们大多葬在深山里，沿途跋山涉水，伐草开路，是一件颇费心力的事情。但是对于年纪尚幼的我们，心下想得更多的却是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去野游。记得有一年清明，风清日丽，山谷里一大片一大片夺目的红，都是开得正艳的杜鹃花。我和长我两岁的表哥一起跑在所有人的前边，挑那些向阳的杜鹃花来嚼，觉得是世间最美妙的食物。
这个清明，我想念你，哥。
我得承认，我早已无法客观看待厦门。一旦与那个城市有关，我的任何言说都无可避免地带着强烈的情感倾向。我对此毫无办法。
—— 一个不是路小缝的人记
[1.你一打开扉页你就发现]
清晨六时自困顿里艰难醒来，大巴已行至厦门大桥。过得白阑干的桥，只一瞥那岛，眼里便觉得明朗起来。
路并不阔，然而深色的路面中央，绿得青翠。更加难得的是，它不似别处，只胡乱弄些草来敷衍人；那草中是夹了容颜热烈的花——你并不觉得它们俗媚刺眼，反有说不出的晴朗干净。
终于得见那面久违的路牌，“欢迎来到厦门经济特区！”。望定它，仿若七年前头一回踏进岛来，惊喜的模样。
大约在九年前我带着几颗青春痘离开家乡，开始了以求学为名义的裸奔。
十八岁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套着运动裤，却踩着一双棕色大头皮鞋，匆匆抵达一个叫做厦门的小岛。在集体宿舍的第一个夜晚，我趴在离地面一米五的上铺，记下了一纸的惶恐和兴奋。
现在，我已经知道领带的四种系法，也不再穿白色的袜子。只是有时候，想起那样的夜晚，那样的脸庞，还有那么长的等着我的五载年月以及这些年月里的茫然未知，就觉得特别美好。
尽管如今我早已洞悉，它们毫无新意。这种一目了然教我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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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就定好了返程的票，可是没想到离开时还是那般仓皇。
